编者按

近日，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一兵教授的新作《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第二卷，上、下册）问世，这是继《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来的第二部“回到马克思”之作。其中，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成为一条重要的思考主线，这可能会是读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张福公博士围绕这些问题与作者张一兵教授进行了一次学术访谈，以冀帮助读者穿透文字、把握思想。

重访马克思晚期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出版之际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

与谈人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摘要

在最新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线索之一。本次访谈聚焦于张一兵教授对马克思晚期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的重新发掘和思想构境过程，展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时期建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思想逻辑演变和复杂结构体系。由于马克思意识到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视位、一般物相化透视和历史认识论，无法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和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迷障。于是，马克思在《大纲》中重新回到劳动过程视位，再次借助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方法论，确立起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物相化透视、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剥削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启用了异化概念，建构起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出于现实方面的考虑，用经济拜物教批判替代了劳动异化批判分析。但在根本上，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

关键词：劳动异化；经济物相化；客观抽象；事物化颠倒；历史现象学；经济拜物教

张福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重新使用了异化概念。您提出这里的异化概念同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客观抽象和事物化具有内在关联。请问您认为此时马克思为什么会重新启用异化概念？如何理解异化同客观抽象和事物化之间的关系？

张一兵：在《大纲》中，马克思在讨论劳动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本身的形成时，第一次使用了异化概念。这是劳动异化的第一个环节：当产品进入交换过程，产品的使用价值就必须退场，因为衣服能穿、粮食能吃等使用价值在交换中是没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交换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现实抽象或客观抽象。我认为，马克思的现实抽象或客观抽象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劳动分工形成的工序的客观抽象I。在分工条件下具体劳动都是片断化的，与最终产品相关的具体劳动本身已经实现一种客观抽象。这种客观抽象同时是一种纯粹抽象的活动，即抽象劳动II；二是商品交换关系中形成的客观抽象II，与之相应的是抽象劳动I，一种无质的抽象的社会劳动；三是工具的客观抽象III。工具是劳作技能的客观抽象反向对象化为模板。工具的作用在于每一次进入劳动过程时激活一种惯性劳动。当然，它并不取代活劳动。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笔记中已经开始触及这一问题，它会进一步关联到对于机器的复杂分析。

马克思为什么会重新启用异化概念？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本身用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甚至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无法透视的。比如说，在产品的背后透视出没有到场的劳动实践或者物质生产，这是在功用性的使用价值层面揭示物背后的活动和关系。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或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视域出发，无法进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层面。所以，马克思一定要从物质生产背后透视出劳动过程。他只有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才能进入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第一个起点，即财富本身的起点。这就涉及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问题。当产品进入交换过程变为商品的时候，商品分裂为双重维度：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I形成的交换价值，其中使用价值被排除在外，与之相应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便同时被排除了。功用性的使用价值是可直观的，而抽象劳动I是非直观的，它并不是在现实空间中实际存在的东西。交换过程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形成一种新的非直观的经济物相化空间。它的起点从一开始就是对象化劳动不是它自身。对象化劳动分裂为对象化劳动I和对象化劳动II。对象化劳动I作为具体劳动实现为产品及其使用价值；对象化劳动II在交换过程中被客观抽象为抽象劳动I。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在它的自然存在过程之外形成一个经济的社会质。这种经济的社会质的本体就是以劳动时间为核心的抽象劳动I。马克思是按照斯密和李嘉图的思路展开一种经济学分析，落脚到价值量和价值实体、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等。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异化就出现在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退场而产生的一个平行空间当中。这个空间是后来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无法直观的最重要的关系空间。马克思意识到，这种抽象劳动I及其形成的交换关系，已经不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工人劳动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计量，是工人的过去劳动的异化。当工人的劳动进入这种经济关系空间的时候，工人的劳动便不再是它自身，而是变成与工人无关的交换关系。而马克思使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是无法进入和解释这一过程的。所以，马克思在《大纲》中讨论的劳动异化的第一个环节是劳动交换关系和价值关系的异化。

劳动异化的第二个环节是货币的异化。马克思在《大纲》中反复使用的是交换价值概念，后来才改用价值概念。价值的核心是劳动交换关系。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劳动交换关系表述为“价值形式”，它实质上是一种无法直接在场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本身是作为镜像式的价值等价物出现的。在每一次交换中，这个价值关系就作为衡量尺度出现了。比如，一双鞋等于一件上衣，这个“等于”关系本身在现场交换的时候出现。一开始是容易计量的，慢慢变得很难计量。马克思说，当下发生的交换活动和交换关系，发生之后就消失了，它不得不以他物的自然形态，以另一个他物的使用价值状态实现它的在场。例如，一双鞋子等于一件上衣，一件上衣又等于二十斤大米。这里的“等于”关系中的“上衣”已经不再是交换关系本身，而是作为第三者的他物，这种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马克思的事物化颠倒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事物化概念最早出现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的关系颠倒为物和物的关系。事物化颠倒本身是第二重劳动异化。这里涉及几个层面：首次是工人的活劳动。它进入交换过程中就成为对象化劳动，而对象化劳动又一分为二，作为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劳动I被排除在外，作为抽象劳动I的对象化劳动II进入交换过程。货币本身的出现是经济事物化的第一个形态。货币本身是第二重劳动异化。因为第一重劳动异化是交换关系不是劳动本身，它替代了没有出场的对象化劳动II。而交换价值要实现自身，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物。这个物从开始的石头、贝壳等表征性的东西过渡到金属，最后发展为金银贵金属。作为物出场的货币已经不再是交换关系，不是价值关系本身，而是代替价值关系出场的物性价值形式。

“20码麻布=一件上衣”

劳动异化的第三个环节是货币权力的异化。因为货币越来越远离劳动，当货币在场的时候，劳动是不在场的，货币替代了所有没有出场的死劳动。货币最初只是一种计量关系，然后慢慢具有储存功能，最后发展为财富一般，现在人只要有了金钱就可以拥有一切，这样货币就获得一种现实世界中上帝般的地位。这就是货币权力的异化。回过头去想，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货币异化只是触及货币的表象，马克思在这里才第一次科学说明了货币的本质。

劳动异化的第四个环节是资本的异化。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章》中说，资本家拿异化的货币去购买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等，这个过程中的劳动异化是发生在流通领域。赫斯和青年马克思的交往异化和货币异化也是发生在流通领域。当购买到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等进入劳动过程的时候，劳动异化便转向生产领域。马克思针对李嘉图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物质生产过程中可见的一切物都不是它自身，或者说，资本不是它自身，而是经过了四个环节的异化了的对象化劳动II。那么，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对象化劳动II盘剥活劳动的过程。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劳动本身的异化，即活劳动能力的异化，这是劳动异化的第五个环节。工人的活劳动不是它自身，而是异化了的对象化劳动在交换流通过程中购买来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发现，由工人创造的劳动结果经过不断变形，形成庞大的资产阶级经济空间和复杂的经济运动。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复杂运动本身支配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交换领域到生产领域，生产的结果重新回到交换过程中，实现出新的剩余价值，然后再次被投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如此循环往复。整个过程看似是平等的交换关系，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实质上是工人的对象化劳动，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其实质是劳动异化关系。马克思要回答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被异化了？不是类本质即应有的东西被异化了，而是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被异化了。由此，马克思第一次真正破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的秘密。

在《大纲》和《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故意要制造一个劳动异化批判理论，而是他在分析经济关系的复杂过程中，在每一个节点上不得不使用异化概念来加以说明。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比较自觉地建构起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我把它概括为七个层面的异化：第一个层面是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异化。马克思没有再回到货币异化，而是一开始就讨论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异化。资本不是它自身，而是工人的对象化劳动。这对应于《大纲》中作为劳动异化之第四个层面的资本异化。第二个层面是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异化，这对应于《大纲》中作为劳动异化之第五个层面的活劳动的异化。进入交换过程的对象化劳动已经不是活劳动，而是作为抽象劳动I的对象化劳动II发生异化，在交换过程中变成价值关系、货币、货币权力和资本，从而越来越远离劳动。因此，这是与《1844年手稿》中作为价值悬设的类本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同劳动能力异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性劳动。什么是生产性劳动？能够促进资本增殖的劳动。劳动的创造力不再是工人自身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资本的创造性能力。这种活劳动的劳动能力异化，在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中进一步发展为第三个层面的简单协作中结合能力的异化和第四个层面的劳动分工中结合能力的异化。简单协作是工人的共同活动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劳动分工是工人在分工条件下创造出一种社会生产力，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力，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创造性能力，而是表现为异化了的资本的结合力或社会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突然找到了剩余价值的新的来源，因为这种社会生产力是不费资本分文的。

这个部分慢慢过渡到第五个层面的机器生产中的劳动异化和第六个层面的科学技术异化。这就涉及技术问题。工具是工人的劳作技能被抽象出来反向对象化为一个模板。那么，机器是什么？机器是技术重新对象化为物。这就涉及第二、三个层面的事物化颠倒。在前面的《大纲》中，我们直观到的劳动资料并不是客观的物，而是经济事物。经济事物并不是它自身，而是资本关系。资本关系不是空洞的，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盘剥活劳动的关系。所以，资本异化是事物化颠倒的第二个层面。事物化颠倒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机器。机器作为经济事物不是它自身，而是科学技术的对象化和异化的结果。这就涉及工具和工序的客观抽象问题。

第七个层面是分配领域的剩余价值的异化，也是经济事物化的第四个形态。马克思主要讨论了利润、利息和地租都是剩余价值在分配领域中的三种劳动异化形式。

总之，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和《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是完全不同的。广义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包括《大纲》中劳动异化的五个环节、《1861—1863年手稿》中劳动异化的七个环节以及《1863—1865年手稿》第六章中对于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概述。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全部删掉了。狭义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就是《1861—1863年手稿》中劳动异化的七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普殊同、广松涉等人都没有真正进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的复杂思考空间。 

张福公：您刚才为我们整体梳理了马克思晚期建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的形成过程、复杂结构和深刻内涵。这里，我有一个细节问题，就是您在解读《大纲》中的资本异化时，特别提到这种资本异化作为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对象化劳动II是一种“不是异化的异化”。请问如何理解这里的“不是异化的异化”呢？

张一兵：这个说法是想说明在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法权关系及其衍生物都力图证明自身的永恒性和合法性。从直观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工具就是工具，机器就是机器。当马克思说这些东西不是它自身、而是资本关系的时候，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判断。也就是说，这种异化在常识中恰恰表现为非异化的。这是斯密、李嘉图等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资本家理直气壮的原因。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建立在这种非异化的直观认识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资本家拿自己的钱购买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付给工人工资，整个生产过程的结果自然应该属于资本家。而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所在。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本家的钱本身就是劳动异化的产物。资本家购买机器的过程实际上是拿作为工人的对象化劳动的钱，去换来同样是作为工人的对象化劳动的机器。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客观辩证法。因为从交换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及其各种形式的运动过程，不是人的主观的概念过程，而是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的辩证运动。但这种客观辩证法不是劳动的辩证法，而是劳动作为不是它自身的他物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客观经济怪物的辩证运动过程。我把它称作“第二自然辩证法”，这是相对于黑格尔的“第二自然”来说的，所谓“第二自然”是指在市民社会中出现了类似自然界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所谓资本的逻辑实质上是劳动异化的逻辑。如果说从生产逻辑走向资本逻辑，那么，资本就变成一个正面去面对的东西。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是一部被异化的劳动的世界历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马克思是要把整个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合理性釜底抽薪地抽掉。马克思要论证揭示所有经济剥削的不合理性：它们是建立在盘剥和异化的基础之上，怎么可能是合法的呢？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讨论劳动异化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难的。我在第二卷中对《大纲》的解读，可以说是在第一卷的基础上重新做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比解读海德格尔还要艰涩。我在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部分，特别是《大纲》手稿这一部分的时候，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张福公：您刚才提到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从一开始就是讨论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异化和劳动能力的异化，这与《大纲》中第四、五个环节的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存在交叠，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大纲》中的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看作是马克思进入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入口？或者说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逻辑关联？

张一兵：马克思的真正入口实际上是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学说。因为马克思要面对的是李嘉图所讲的生产成本及其剩余部分的来源问题。在《大纲》中的五个环节的异化中，前三个环节是交换领域，第四个环节的资本异化是横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第五个环节的生产性劳动异化是生产领域的异化。而到了《1861—1863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一开始就是《大纲》中的第四、五环节。它们是逻辑关系上的入口，而不是现实运动过程中的时间先后。《大纲》中的异化主要是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1861—1863年手稿》中的异化是进入物质生产过程的所有环节，然后是分配领域，这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循环过程。

张福公：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的过程中再次关注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写下《黑格尔的逻辑学》，相较于《18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此时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关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是关注了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关注了黑格尔《小逻辑》的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与马克思建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III有何种关联？

张一兵：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通过摘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对其中内嵌的批判透视的方法论已经烂熟于心。到1845年1月，马克思写作《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时，他体知到透视对象背后的对象化活动这一现象学方法，走向实践概念。在后来的整个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两次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次是在写作《大纲》期间，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为了整理资料而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但他没有具体讲是读了黑格尔的《大逻辑》还是《小逻辑》。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期间，马克思突然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特别关注了《小逻辑》中的存在论部分：从有无变异一直到质和量，再到定在概念就停止了。在黑格尔那里，定在本身是被超越的。我们遭遇定在的直接性，但定在本身不是它自身。它背后的方法论仍然是与《精神现象学》相关，逻辑学只是以更思辨的方式表达出来。后来在《1861—1863年手稿》中出现了比较多的经济定在概念：经济定在不是它自身，我们看到的东西恰恰不是它自身。这也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来源。这同过去我们常讲的“从抽象到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一讲到《资本论》的辩证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资本论》的经济叙事逻辑方法，的确同《逻辑学》相关联。但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1863年手稿》期间两次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显然，他的思考会是更加深入的。从马克思对整个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来看，他可能是想在进入正式写作之前，对黑格尔的方法论进行提炼。我的理解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整体背景中包含着《逻辑学》的支撑。因为他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之间的推演过程可能会是《逻辑学》的思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甚至有时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跟他对《逻辑学》的重新研究有关。

但我认为，一直到《资本论》中，《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方法是更为重要的。为什么？《精神现象学》讲的是物相化透视：我们遭遇的客观现实的物不是它自身。而《逻辑学》已经不讨论这个问题了，《逻辑学》讨论的全部是纯粹抽象理念：从直接性的存在论进入到背后的本质论，最后到观念论。但它不是从物出发，在《逻辑学》中物变成了存在概念的直接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第一重物相化透视：从遭遇到的对象物背后透视出实践和关系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从一切物性存在背后透视出生产活动、交往关系和生产方式。到了《大纲》中，马克思建立起全新的历史现象学和经济物相化透视：我们遭遇的所有经济事物不是它自身，而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关系的异化和事物化颠倒的结果。因此，经济物相化透视的基础方法论仍然是《精神现象学》，但它又区别于唯心主义的“精神现象学”，所以，我称之为“历史现象学”。不过，问题在于：物相化透视与现象学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和人学现象学在1845年消解了，从1845年到1857年是现象学缺席时期，但确立了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物相化透视和历史认识论。到《大纲》中，马克思重新启用了历史现象学，从历史认识论过渡到批判认识论。这里的经济物相化透视旨在揭示，物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运动的结果。它的核心要义就是《资本论》中最著名的那句话：在经济事物中，我们遭遇到可感觉又超感觉的东西。比如，货币根本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的那张纸。有一个笑话是说，美国人用价值17美分的一百美元纸币，骗取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一百美元的财富。这句话恰恰反映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拜物教观念。后来，齐泽克在拉康的意义在谈论货币时称之为“金刚不坏之躯”。你看到的货币这张纸不是它自身，其背后是另一个经济关系空间中的一种实体性存在。所以，经济物相化这个部分是非常难进来的。

张福公：您提出的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异化问题，让我联想到由机器自动化生产所表征的技术客体化及其异化表现是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的热点问题，比如技术自主论（雅克·埃吕尔）、技术意向性（唐·伊德）、技术自反性和药理学（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异化论等。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张一兵：我在第二卷中没有专门讨论这些问题，但可以继续去思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科幻电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后来的《黑客帝国》）的基本论调就是技术异化论。当代西方技术异化论和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马克思的整个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包括技术异化理论）的基础是工人。它是一种政治立场，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从《大纲》开始，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的讨论有一个非常明晰的历史基础。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化大生产，每一环节的异化都与之相关联。当代西方技术异化论的基础是抽象的人类主体，这种抽象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荣格以及生态伦理学对技术的批评。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本控制下的技术革新和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支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斯蒂格勒、列斐伏尔后期以及奈格里的《帝国》对于技术的批判反思，是有一个政治立场的，这是一部西方左翼技术批判话语。这是有可能连接到马克思的观点。但需要打通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就是智能劳动。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当然需要体力劳动，但是真正创造有序性的财富的核心部分不再是体力劳动，而是编写源代码的智能劳动。在编程过程中，最重要的根基性部分是源代码，然后源代码逐步对象化为支撑性的机器技术和物质生产过程。例如，苹果手机从源代码设计开始，最后到富士通工厂中组装物性的智能手机。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体力劳动，但它在整个价值链中可能只占15%，更大的价值部分来源于智能劳动。

《黑客帝国》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未来的虚拟世界，人类被机器统治并被囚禁在计算机模拟的现实中。机器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命活动，通过操控他们的感官让他们认为自己过着自由的生活。然而，一些人类意识到了这个虚假的现实，并成为了反抗者，试图解放人类并推翻机器的统治

当代西方技术异化论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左翼批判理论，可关联到马克思晚期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但需要经过改造。因为西方技术异化批判理论达不到马克思的深度。比如，技术并不是普通人掌握的技术，而永远是国际化资本财团掌控的技术。因此，技术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对人的控制层面，而是新的国际雇佣劳动和垄断资本的垄断利润。西方技术异化批判理论的基础是一种抽象的人类主体性悖反。这也是有意义的。海德格尔就是以一种浪漫主义来讨论技术问题，我称之为乡土浪漫主义。但海德格尔对技术不是完全否定的。他认为，技术的核心是创造有序性的世界，可以转变为一种解放的命运。海德格尔不是典型的技术批判论，因为他把技术看作现代人类社会的存在本质。而现代科幻电影的核心主题是主体性力量的颠倒，即我们创造技术，技术反过来奴役我们。第二个部分是伦理问题和伦理边界。不管是基因工程，还是人工智能，都会带来技术伦理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而人能够为技术设置伦理边界的根据在于，机器智能无法真正进入人类的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正如它们无法进入人类的情感世界。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人类的不可替代的部分。

张福公：您前面提到，马克思从《大纲》到《1863—1865年手稿》的第六章，建构了复杂而深刻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但他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中删除了这一部分，也很少使用异化概念。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以经济拜物教学说刻意遮蔽了劳动异化批判理论？

张一兵：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马克思在根基上是一个哲学家。马克思真正进入经济学是从《哲学的贫困》开始的。他最终意识到，他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闯过经济学这道难关，否则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因此，他不得不进入经济学。但马克思并没有遵循经济学本身的话语表述方式。他讨论问题的基本逻辑和思路不是经济学的。当他在《大纲》中破解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经济学的一般定律时，他都是从哲学出发的。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在经济学理论上是不会被接受的。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潜在阅读对象是经济学界。所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开始，马克思的整个逻辑思路和叙述方式变成了非常严格的经济学的逻辑和叙述方式，这同《大纲》的研究思路不是一回事。他在《资本论》中也是采用了经济学的逻辑和表达方式，这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大纲》中的研究思考逻辑。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全部拿掉了。马克思特别提到，思辨会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障碍，也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其中有一个细节是马克思在《大纲》中的所有具体讨论，从来没有跟恩格斯说过。我重新梳理了一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他在书信中经常跟恩格斯讨论经济学问题，例如机器的折损周期、经济危机周期等等。他会告诉恩格斯自己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进展，但没有讲过他在《大纲》中有关哲学方面的讨论。

第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除去经济学学理的阐释之外，更重要的现实目的是为了向工人解释他们是如何被剥削的。所以，所有妨碍工人能够读懂《资本论》的东西就被全部删掉了。他用拜物教概念来表达经济学中比较深刻的东西。因为拜物教概念在常识中是容易理解的。拜物教（fetishism）在西文中通常被译为物神论：我们去崇拜一个物，它反过来成为支配我们的力量。但拜物教的背后是什么呢？劳动异化和事物化颠倒。但这一部分内容在经济学的叙述方式中是无法出场的。所以，马克思在《1863—1865年手稿》的最后部分做了一个概况性总结，不由自主地概括了《1861—1863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但在正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马克思把这一部分全部删掉了。在原来的计划中，这一部分是作为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二卷的过渡，是一个哲学的过渡，说明经济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因为拜物教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照相机倒立成像的比喻来说明货币和资本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统治一切的力量，人们为什么会崇拜它们，但他没有像《大纲》中那样细致清晰地阐明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商品拜物教”一节是被放在附录中的。但到了第二版中，马克思把附录取消了，把它变成《商品章》的最后一节。这也说明马克思对于经济拜物教的位置的考虑是在犹豫中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将经济拜物教作为一个必要的环节。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只是零散地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没有完整的异化批判观。这就使得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本身变得非常扑朔迷离。这导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部分是不重要的。但我发现，这个问题恰恰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秘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是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我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三大经济拜物教的基础是劳动异化和事物化颠倒，它取代了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分析方法。但如果仅停留在《资本论》中，所有讨论都是外在的。我仍然坚持了《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的一个观点：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哲学方法论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只是把《大纲》中的方法和问题做了进一步延伸。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出于现实方面的考虑，又刻意隐藏了这种哲学分析方法。